珍妮佛在平冤論壇上演講,後面是羅納德遭逮捕時的照片。攝影/李奕萱

報導/李奕萱

美國「修復正義」組織主席珍妮佛・湯普森,八月底來台訪問。珍妮佛曾為性侵案被害人,案件調查中她錯誤指認無辜者羅納德,其後羅納德入獄十一年才得以平反出獄,最後兩人卻成為司法改革的夥伴。彷彿電影情節的過往,令在場人士也一同沈浸在她的故事中。珍妮佛在演講中述及往事,也談到她和羅納德如何和解,並一同參與美國的司法改革,矢志為被害人與無辜者的修復式正義工作,攜手努力。

8月26日及27日,由台灣冤獄平反協會主辦的「2017平冤年度論壇」,會中邀請珍妮佛來台分享她的故事。另外,國內相關團體「平冤獄平反協會」、「台北律師公會」及「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」也在論壇後和珍妮佛舉辦交流,向珍妮佛的經驗取經。

修復正義(Healing Justice)是美國致力於修復式正義的非營利組織,創辦人、現任主席為珍妮佛・湯普森(Jennifer Thompson)。珍妮佛長年致力於冤獄平反及被害者和無辜者的心理照顧,她有著相當特殊的人生經驗。1984年,在她讀大學的時候,她在住家遭人性侵,幸運逃脫後,她指認了羅納德・卡登(Ronald Cotton)為犯罪者,案件判決後,羅納德入獄。

然而在1995年,DNA的鑑定卻推翻了羅納德犯罪的可能性。對羅納德而言,這個錯誤判決讓他失去了整整十一年的歲月。而對珍妮佛來說,這一切同樣令她痛苦萬分,這個判決粉碎了她十一年來所相信的真相,同時身為被害人與無辜者的指認人的雙重身分也讓她無所適從。

兩年後,珍妮佛與羅納德奇蹟似地和解,甚至成為了摯友。他們開始一起為美國無辜者發聲,也一同撰寫了他們的故事:《摘棉花》(Picking Cotton)一書。該書書名「摘棉花」具雙關意涵,代表指認卡登,也帶有種族主義的提醒。

曾遭害的被害者珍妮佛,八月來台參加平冤論壇,並向大家訴說自己的故事。攝影/李奕萱

改變了人生的一個夜晚

珍妮佛的演講,從訴說自己的故事開始。

珍妮佛二十二歲時,就讀於北卡羅來納州一個小城大學,她在班上都是前幾名,已經準備畢業後繼續修習物理治療碩士學位;她也有穩定交往的男友,即將討論結婚的可能;她同時有兩份工作,因為她希望可以經濟獨立,成為一個獨立的女性。

「我那時的生活是完美的。」珍妮佛形容,語氣依然帶著當初二十二歲的她對於未來的憧憬。然而在1984年7月28日,一切開始變調。

那天,珍妮佛因為頭痛,因此婉拒了原本要與男友一起參加的派對,回到家裡休息。在她昏睡中,她感覺到有別人在她家裡,然後她感覺到有東西掃過她的左手臂。她睜開眼睛,看見床邊有一個人。

第一時間,她以為是她的男朋友,但她突然想到:不可能,因為男友從來不會在她家過夜。她問道:「你是誰?」這時,那個人跳了起來,壓制了她,摀住她的嘴,一把刀抵住她的脖子。

在被性侵的過程中,珍妮佛無法抵抗,甚至不知道她會不會被殺死,但她逼著自己去記得那個人的特徵:他的眼睛、眉毛、鼻子、嘴巴、髮際線,看清楚他是個非裔美國人,穿著卡其色工作褲、藍色上衣。她記得所有細節,因為如果她活下來了,她一定要指認出這個人。知道在指認過程,她可能會被詢問是否有足夠的光線,來看清楚對方長相。因此,珍妮佛甚至藉口要上廁所,打開了廁所的燈,。

最後珍妮佛透過後門逃生,向附近住家求救,報警。隨後,就到醫院保存性侵害採證的證據。

「我可以感受到,心裡滿溢著憤怒和厭惡。」珍妮佛說。「我想要這個人死掉。」

模範被害人?

當警方詢問珍妮佛是否能夠辨識出犯人時,她堅定地說:「我想要幫忙。」她幫助警方素描出嫌犯的長相,在這個素描公布於報紙上後,有個女人打電話給警方,聲稱在犯罪現場附近看到吻合珍妮佛描述的人:羅納德・卡登。

當初刊登在報紙上的素描。來源/ Picking Cotton https://goo.gl/HfU2RC

進行照片指認時,珍妮佛謹慎、小心地選擇了其中一張。警方告訴她:「做得好,我們也認為他就是犯人。」珍妮佛終於有放鬆的感覺,因為她知道這個人將被抓走,不會再有下一個受害者。一週後,警察再次讓她進行真人的指認,而她再次指認了羅納德。

珍妮佛相當配合一切的程序,也提供調查相當多的協助,幾乎可以說是「模範被害人」。她形容她依然記得,她在法庭上,看著羅納德的家人和辯護律師,痛恨地想著:「他們怎麼可以幫他說謊?怎麼可以說他犯罪時間是在家裡?」辯護律師甚至攻擊珍妮佛被性侵時的穿著,質疑她怎麼可以只穿內褲睡覺。

最後羅納德被判決有罪,以第一級性侵、第一級侵入住宅判決無期徒刑、和五十四年有期徒刑。

「這是正義。」珍妮佛當時這樣想,她和檢調一起喝了香檳,他們告訴她,她可以展開新的人生了,但事實並非如此。珍妮佛發現她已經回不到以前的人生、也無法繼續往前走。受到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影響,她的成績下滑,男友和她分手。她失去了朋友,最終陷入毒品和酒精成癮,好讓自己不要感受到痛苦。

真人指認的情況,羅納德是五號嫌疑人。來源/ HQR NEWS https://goo.gl/51ax45

重啟審議到正式宣告無罪

在珍妮佛的生活好不容易回到軌道後,1987年,法官推翻了原本的判決,重啟審判。羅納德在獄中的獄友巴比・普爾(Bobby Poole),坦誠是他性侵珍妮佛。於是巴比被帶到法庭,然而巴比在法庭上卻否認犯罪,法庭接下來讓珍妮佛和另一名被害者指認。她們都說:「不是他,我們沒看過這個人。」

珍妮佛繼續試著修復她的人生。她在1988年和新男友結婚,隔年懷孕,並生了三胞胎。她非常地喜悅,也深深地知道,這都是羅納德不會得到的,而這讓她放心。

然而在1995年,檢調向她詢問,是否能夠提供新的血液樣本,重新鑑定DNA,因為這些年來,羅納德都一直宣稱自己是無罪的。由於珍妮佛已經受夠了一次又一次地指認與審議,因此她毫不猶豫地答應,希望這個鑑定結果為案件劃下句點。沒想到,這次的DNA鑑定結果,顯示犯人並不是羅納德,而是巴比。

「在那個瞬間,我整個人彷彿都癱瘓了。我沒辦法呼吸,只能一直哭、一直哭、一直哭。」珍妮佛說。

當年,羅納德被監獄釋放。珍妮佛在新聞上關注著這些消息,每一夜都難以入眠。

左圖為羅納德,右圖為巴比,可以看到兩者之間的相似度。來源/ The Marshal Project https://goo.gl/t9YUaT

傷口遲來的痊癒

珍妮佛在接下來的兩年過得並不好,她清楚知道,如果要繼續好好走下去,她一定要和羅納德見面。

1997年4月,珍妮佛和羅納德在一個離她受害地點不遠的小教堂會面。一見到羅納德,珍妮佛忍不住開始哭泣,她跟羅納德說:「就算我用接下來人生的每一分、每一小時、每一天和你道歉,也不足以填補你的損失。」

這時,羅納德也哭了。他說:「我沒有對妳生氣,我已經原諒妳很久了。我們都是因為巴比・普爾,而成為被害人。」

在整整十三年的歲月,珍妮佛第一次覺得自己的傷口正在癒合。她從來沒有想過,自己朝暮怨恨的這個人,會重新賦予她新生。

「羅納德是一個比我好的人,而我想成為一個和他一樣好的人。」珍妮佛說。

在接下來的時間裡,他們長談許久,討論到不只有她和羅納德是這個案件審理中的受害者,他們的家人、這個社區,都因為這個案件受到影響。在羅納德入獄後,真兇巴比繼續性侵了六個女人。

他們兩人變成了朋友,一同投入為冤獄平反、被害人與無辜者心理治療努力,並且四處傳播冤獄平反的重要性。他們的訴求包括採用科學證據、改革刑事司法制度等。「當刑事司法制度失靈,每個人都是受害者。」珍妮佛說。

媒體輿論的檢討被害者習性

在案件剛發生時,就有許多檢討被害者的聲音,例如珍妮佛被性侵時的穿著。而在原判決被推翻後,報導和輿論更是排山倒海而來。

有報導直接將羅納德的入獄全然歸因於珍妮佛,此外當珍妮佛接受採訪時,有些記者甚至在直播訪問中,直接告訴珍妮佛:「你一定有很強烈的罪惡感。」珍妮佛提到這個的時候,幾乎是痛苦地控訴:「他們設計我!」

在媒體的報導後,輿論緊追而來,珍妮佛每一週都會收到死亡恐嚇。許多自認追求正義的人,不斷指責珍妮佛,讓珍妮佛痛苦不已。

媒體擁有極大的影響力,影響受眾如何去理解一個案子。當媒體帶頭以正義之名質疑一個被害者,能對個人造成的影響是難以計數的。

「我並沒有對我遭性侵的事實說謊,我也不是判決羅納德入獄的人。」珍妮佛說。就像是羅納德告訴珍妮佛的:「這整個事件中,真正要負責的是犯罪者,不是被害人,也不是無辜者。」

缺陷滿滿的指認制度

重新探究當初的檢調過程,珍妮佛說,她的記性真的是很好的,但她的記憶可能在幫忙素描的時候就受到影響了。進行犯人素描之前,她要從無數張五官照片樣本中,選出最符合她記憶的樣本,再由繪者素描。然而,她沒有在樣本中找到完全符合的耳朵和鼻子,只能挑選最接近的。當素描完成,那張圖的模樣就取代了珍妮佛原本記憶中的兇手。因此,當巴比不在指認行列中時,她確信地指認了羅納德,而警方也直接地給予正面贊同。

珍妮佛表示,甚至更追根究底,當初那通告訴警察「羅納德有出現在犯罪現場附近」的電話,並不是真實的。那個打電話的女人是個毒品犯,她是在與警方利益交換下,才會打電話指認。因為有那通電話的指認,所以照片及真人指認的名單上才會出現羅納德,但事實上,羅納德當天完全沒有出現在那裡。

珍妮佛說,美國有百分之七十五的錯誤判決,都建立在有瑕疵的指認上。探究導致這樣結果的原因,無論是急於破案的警方,還是過度仰賴被害人記憶的指認過程,都是需要檢討的。一個冤獄不會只因為一個人而發生,而是整個檢調系統、司法系統所造成的。

珍妮佛認為:「我們的法官、檢調都應該要更了解,人的記憶有可能會是錯的。」珍妮佛接著又說,司法人員應該謹慎、小心地去使用這樣的證據。

修復司法,也修復人

在珍妮佛自己的案子裡,她深深地受到了傷害,帶著滿滿的恨意生活。然而最後卻因得到羅納德的理解,才獲得心靈的寧靜。她說:「這讓我理解到,愛和恨是不能同樣存在的。」她覺得在那時候,她彷彿也能夠原諒巴比。這個原諒並不代表巴比的錯誤可以正當化,而是她如何重新拾回自己的話語權,如何拿回生命的主控權。這讓她重新檢視受害者的面貌,進而開始她二十年對無辜者的聲援行動。

珍妮佛在2014年參加了北卡羅來納州的無辜者工作坊,這個工作坊結合了不同案件中的被害者與無辜者。在彼此的交流中,進而達成「修復式正義」。修復式正義不同於傳統以司法判決為主的正義,而是強調在案件中受到傷害的人如何得到人際關係、社會上的修復。這場工作坊讓珍妮佛產生了建立Healing Justice的念頭。於是她賣掉房子,決定用這筆錢,做更有意義的事。

在2015年4月,珍妮佛創立了Healing Justice。

Healing Justice工作坊的參與者合影。來源/ Healing Justice http://www.healingjusticeproject.org/

在美國有高達2000件錯誤判決,平均每週會有三個錯誤判決被平反,其中平反的原因除了DNA鑑定,絕大多數是因為發現有錯誤的自白、錯誤的證據。然而即使平反了,無辜者如何重建生活,才是最困難的。他們失去了許多年的人生,此外,他們的家人也受傷了,當初的被害者更是常常再次受到傷害,因為他們經常是最晚被通知案件有誤的人,而社會大眾對於被害者錯誤指認的攻擊,通常都毫不留情。

Healing Justice所著重的,就是試著讓這些傷痕癒合。包括:關心被害者與無辜者的心理狀態、了解其需求並媒合社福資源、舉辦給無辜者與被害者的工作坊等。他們也試著減少傷痕發生的可能性,舉辦警方與檢方的訓練,並製作一些工具書,給執法人員、媒體,好讓他們知道如何去面對被害者與無辜者。

而其中最重要的,是聆聽,讓類似案件的無辜者和被害者彼此對話、彼此傾訴。「在聆聽彼此類似的故事時,他們經常能在其中得到修復。」珍妮佛說。她的看法是,在推動司法改革前。我們需要先讓這些人得到修復。

台灣現況:從冤獄平反到重返社會

不同於Healing Justice以修復受傷害者為主的工作目標,台灣早先對於冤獄平反,大多將主力放在案件的重審。不過近年來,針對被害者心理照顧、無辜者重返社會的重要性,逐漸獲得關注。

冤獄平反協會在無辜者陳龍綺的倡議下,組成了「無辜者關懷行動小組」,陳龍綺曾經涉入一場妨礙性自主的官司,最終他以DNA鑑定來還原清白。在這之後,他除了感念自己的幸運,也堅信平反不應該靠幸運。除了陳龍綺的推動,平冤協會也看到許多無辜者重回社會的困境,因此無辜者關懷行動小組於今(2017)年正式成立。

無辜者關懷行動小組四處演講,宣揚平反的重要性和講述無辜者的故事,針對救援案件作基礎的訪調與處遇,也試著整合各方資源,讓出獄的無辜者更順利地恢復生活。然而受限於人力,他們小組的正式員工只有二人,其他只能盡量繼續招募志工參與,因此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。除了陳龍綺外,另一名工作人員黃芷嫻表示,目前平冤協會的主力還是在司法上的冤獄平反,因此人力是不足的。「我們希望之後在台灣北、中、南,都能有固定的志工加入。」黃芷嫻說。

這一次由平冤主辦的內部交流,參與者還有參與被害者工作小組的廢死聯盟與台北律師公會,探討被害者與無辜者的個別照顧問題,同時探討雙方連結的可能性,針對這兩者的連結向珍妮佛取經。對於被害者工組小組還是無辜者關懷行動小組,在台灣都還需要更多的大眾參與,也還有很遠的路要走。

國內冤獄平反協會、台北律師公會、廢死聯盟等司改團體,一起與珍妮佛(中)合影留念。攝影/李奕萱

正義之路漫無止盡

珍妮佛接受臺大新聞e論壇訪問時談到,她排解壓力的方法是到處走走。攝影/李奕萱

談起如何排解面對的壓力,珍妮佛說:「我會到處走走,走很多的路。」珍妮佛很能走,在她來到台灣的幾天,她又爬七星山,又走了貓空。珍妮佛體力驚人,陪同她的平冤人員,在一旁苦笑。

就像珍妮佛行走了無數真實道路,她也堅毅地走過了她人生中的痛苦,走著仿佛看不到盡頭的司法改革、被害者心理修復。然而她沒有停下步伐,因為她知道還有很多人,在深淵等待一雙溫柔的手。

無論是美國還是台灣,司法改革都是一段長遠的路。然而,漫漫長路上,始終有一群人,一步步地走著,許這世界上的所有人,都能平等地得到正義。